《底线》:现实温度的成功与伦理化策略的失灵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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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底线》:现实温度的成功与伦理化策略的失灵

赵瑞君

纵览近年来国产法治题材电视剧的创作,《底线》无疑是表现亮眼的一部。该剧由最高人民法院等单位指导,用40集的长度汇集了近年来极具代表性的真实案件和社会现象。9月在湖南卫视、芒果TV等平台播出以来,《底线》被不少观众称为“法治题材剧集新标杆”,并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出圈:微博、抖音等平台上,有人严肃讨论与剧集相关的社会议题。

《底线》收获好评或许是一种必然。在大量职场剧刻板塑造精英、剧情悬浮的当下,《底线》与现实之间的联结显得颇具温度,接地气的职场书写让剧中“专业性”的部分亦能得以落地。但同时,部分观众的质疑又让人不得不略显“苛刻”地看待这部作品:在观众审美习惯逐渐改变的今天,在与“法理”同台竞技的剧集中,道德感召和伦理叙事如何适度展现?

去精英化:职场剧的日常美学

在近年来的国产剧发展中,不少电视剧类型成功实现突围,悬疑剧、古装剧频现爆款。与之相比,职场剧则低调许多,尽管有不少以职场生活为题材的作品,但大多因行业性不强、剧情不真实而遭到诟病。而在犯罪、刑侦等题材的电视剧中,主角较多为警察,剧情追求惊险刺激,人物自带光环。

在此背景下,《底线》的取材就十分注重“取巧”。该剧表现的是此前在国产剧中出镜较少的法院工作人员,但对观众而言,这一群体非但不陌生,而且回应着不少中国观众的审美期待。长久以来,民众对于公正的向往和对清官的企盼,使各类“包公戏”轮番上演、经久不衰,而法官在普通民众心目中,无疑是维护现代社会正义的包青天。但具有进步意义的是,《底线》并没有塑造披荆斩棘、全知全能的法官形象,而是回归生活,平实讲述基层法院工作人员为民众调解矛盾纠纷的日常。

这种“日常感”在男主人公方远身上得以集中体现。剧中,镜头多次表现方远坐地铁上下班、地摊上吃早饭,这样的画面重复出现,加强了剧集的烟火气和真实感。在调解纠纷时,方远并不会运用身份优势充当说教者和审判者,而是在聊家长里短之间,帮当事人解开心结。同时,该剧并不将职业神秘化或刻意拔高,在整部剧中,方远积极争取升职是一大叙事动力,而在此过程中引出的主人公兢兢业业工作却遭当事人恶意投诉,体现了法律工作者乐观背后的无奈。

当然,《底线》中的职场并不完全聚焦于一两位主人公,而是借案件的改换,呈现真实可信的人物群像。虽同为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法院工作人员,角色之间却有鲜明的个体差异:叶芯被调侃为“教条姐”,但她看似激进的思想常在关键时刻点醒当事人;王秀芳是法院里的老前辈,但常因为观念差异与叶芯发生争执;年轻法官钟媛媛看似温婉,但时不时开怼领导信奉的“加班文化”……以群像为核心,剧集展现了法院人的努力、互助,也真实呈现了新老从业者的观念差异与弥合。

现实主义:时代的新声与诘问

除了人物回归“日常”,剧情设定也着眼时代与现实,司法建设新成就和广泛存在的社会问题比较有效地与叙事缝合。这是《底线》可看性较高的原因。

随着科技的发展,法院工作和民众维权的方式亦发生了改变,但普通群众对其具体情况往往所知甚少。在《底线》中,开篇便展现法官们对“电子卷宗”的讨论,随着剧情发展,开庭直播、跨域立案、云调解等新兴事物逐一被介绍。聚焦法院内部之余,镜头往往会穿插法庭外观看庭审直播的观众画面,他们可能是事件当事人的同行,也可能是出于质朴的关注和同情,在画面穿插之间,原本“置身事外”的观众被纳入场内。这些细节看似篇幅较少、微不足道,但实际上,剧中围观群众的视角和观众的观剧视角往往会产生重合——在一种共鸣中,观众不仅了解了相关的法律法规,更是对法治建设的未来充满信心。

当然,《底线》并不是一部死板的说教电视剧,能受到不少观众的喜爱,是因为该剧秉持着现实主义的书写原则,将近年来大众关注的热点现象、社会问题有效网罗。例如,在“主播猝死案”中,法官们既讨论了“资本追逐利益”的弊病,也无奈地感叹“父母随机分配”;在“唐啸云弑母案”和校园霸凌事件的讲述中,丧偶式育儿、家庭教育方式失当等问题得以多重呈现。值得注意的是,剧中对女性处境两难的呈现十分真实,女性的继承权问题、就业难问题、遭遇污名化的处境在剧中皆有展现。可贵的是,事件当事人并未被塑造成爽剧式的“大女主”,女销售李芳凝工作能力强、衣着考究,但面临的却是异性同事得寸进尺的骚扰;公司老板娘吴华年轻时与丈夫共同创业,中年想再回职场时却不被丈夫理解。此类事件的呈现往往是一波三折,这也让观众再次正视:维护女性权益,改变性别偏见,是否依然道阻且长?

伦理色彩:观众如何看待法理与情理

除了着眼现实、引起共鸣的方面,《底线》播出后引起的争议也不容忽视。该剧的另一名称叫做“庭前无讼”,正如这一名称所暗含的,剧中法官们的工作策略并非“以法理震慑”,而是更加提倡“在道德上说服”,让当事人心甘情愿“遵守公序良俗”。在剧情上加强道德感召的确有一定可取之处,融合了中国观众最为熟稔的伦理叙述,切实带来了不少泪点。但值得注意的是,所谓的道德感召是否有效地被大多数观众接受?

正如学者斯图亚特·霍尔的论断,大众除了认同、协商式地对文本进行接收,亦有可能出现对抗式解码,即“完全理解事件中给出的字面意思和内涵意义的变形,但决定用一种与之相反的方式进行解码”。回归《底线》,该剧目前所遭到的质疑或许也有此种意味,过度的道德感召削弱了法理探讨的深度,也让观众产生了某种审美疲劳。例如在真实事件的改编中,江歌案中的母亲被改为丈夫,人物关系的变化直接钳制了叙事的走向;而在改编“货拉拉跳车事件”时,司机被强行加上孝子身份,改编者或许是想突出劳动者的不易和司机粗犷外表下的细腻,但这种做法却未被各方买账。

本文并不否认《底线》的质量,剧集对社会现实和热点事件的聚焦无疑是极具勇气的。但在改编过程中,也应看到和尊重当下观众的审美蜕变。热点事件中的现实意义和法理启发是珍贵的原材料,或许不用泛滥的伦理叙事取而代之,也能在观感上达到更好的效果,并进一步引导观众提高公民意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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